日期：1982-6-5 作者：【中共锡盟委员会】
【中共锡盟委员会】那顺巴雅尔，男，43岁，行政22级，雇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科右前旗人，蒙族，1956年11月入党，1958年8月入伍。文化大革命前一般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任内蒙革委常委，捕前任锡盟盟委书记。
一、积极参与篡党夺权活动。1973年3月在六次全委会上那伙同郝广德等人，联名向中央发电报、要高锦明回内蒙工作，并选为四届人大代表，给区党委施加压力，批林批孔中，他认为“来头不小，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先兆”，又窜回呼市与郝广德等人重拉帮派势力，进驻内蒙革委会，建立了“218”篡党夺权的指挥中心。此后，他们借呼市日报事件，密谋策划，发表第2号公告，声明等，逼区党委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叫召开批林批孔万人大会，大造舆论，妄图搞乱局势，乱中夺权。
二、诽谤中央领导同志。1974年4月那讲“……听说总理犯过错误，从路线斗争上看，我是革新的，说什么也应为法家，不当儒家。”74年4月7日晚听广播后，他责令将街头展出的周总理照片摘掉。76年7月又散布“不要以为打倒就没有事了，他是个领导，下边还有很多小猴”等。四人帮粉碎后，他又讲“我对叶帅那个‘伟大的转折’有看法，叶一直到现在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等。
三、极力贩卖“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75年2月那讲“从民主派到走资派，邓小平就是典型代表。”
76年6月7日又在内蒙报上发表“坚决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文章。”76年10月做报告时声言“我这个22级干部要同你12级干部对着干”等，极力贩卖“四人帮”的黑货。
那顺巴雅尔，男，现年44岁，蒙族，家庭出身雇农，本人成份学生，大专文化，原籍科右前旗人，1956年8月在内蒙师院参加工作，同年11月入党。文化大革命前系内蒙教育厅一般干部，文化大革命中曾任内蒙革命委员会常委、土右旗委副书记、锡盟盟委书记，在清查“四人帮”运动中于1977年1月13日离职审查，5月隔离审查，并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同年11月2日被拘留，1978年11月2日经自治区党委批准，以新生反革命分子定性，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依法逮捕。
1973年9月，在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召开的三届六次全会上，那顺与郝广德等人串通一气，重拉队伍，以提意见为名，给区党委施加压力，并联名给中央发电报，无理要求高锦明回内蒙工作。在选四届人大代表时，以更换代表为由，把会议搅得乌烟瘴气，向党委发难，延长了会期。（证据材料：主卷（二）第1－53页，那顺交代材料第266－270页）
1974年初，那顺获知反革命分子王洪文在中央“虎班”的黑讲话后，认为“来头不小，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先兆”。于是那以要水利投资为名，从土右施回呼市，伙同郝广德、刘文研等人，纠集帮派势力，进驻内蒙革委会，建立了“218”帮派山头，把矛头指向了自治区党委。
“218”建立后，那顺同郝广德等人首先对自治区批林批孔的形势和区党委对运动领导的态度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军管否定了内蒙的文化大革命成就，颠倒了历史，拆了各级革委会的台，把造反派赶出庙宇，是严重的复辟倒退。吴涛、李树德是支持造反派的，尤太忠有顾虑，捂盖子，是运动中的阻力”。研究决定：对郑维山一定要批，徐信的问题要清查，必要时向中央汇报；对尤太忠是先礼后兵，施加必要的压力。在策略上他们确定把于北辰同志作为“复辟倒退的典型”，组织揭批围攻。那顺直接指使土右旗文教局的同志，给于北辰同志赶写大字报，专程送到呼市，以达到“先搞于北辰，再打捞尤太忠，搞点小磨擦，让他们（指区党委领导同志）犯错误”的险恶目的。（证据材料：主卷（二）第9—11页；79页；那顺交代材料280—283页）
1974年3月8日，他们发出第一号公告，在公告中声称：“内蒙革委会长期不开会，不议政，搞成有其名无其实的空架子，不得已，昨天3月8日，我们被‘分散安排控制使用’的部分委员齐集在“218”，座谈讨论了内蒙的批林批孔形势，认为内蒙领导很不得力，畏缩不前，对群众怕的不行。所以，有必要促一促，有力地回击资产阶级向我们的进攻，把反复辟的斗争进行到底”。
1974年3月11日，《呼和浩特日报》发生所谓“3·11”事件后，“2·18”马上插手，认为“这是揪尤太忠同志的导火线，要紧紧抓住这个突破口不放”。于3月13日，听取了呼市帮派分子戈志盛、李福小等人汇报了事件的全过程后，“2·18”一方面于3月14日发出了题为“坚决支持《呼和浩特日报》社的革命行动，痛击资产阶级右倾复辟势力对批林批孔的猖狂反扑”的第二号公告，另一方面在轻化设计院召开大型串联会，进一步研究策划围攻市、区两级党委的统一行动和联合作战的具体步骤，把矛头由市委转向区党委，迫使尤太忠同志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搞乱全区形势，那顺负有一定的责任。（证据材料：主卷（二）80页—107页，283—286页）
1974年3月末，郝广德与那顺等人又迫使自治区召开批林批孔万人大会。会前，那顺积极参与策划发言人名单、批判内容，并对郝广德的发言稿召集帮派会议多次进行研究修改。在3月29日的所谓批林批孔万人大会上郝广德全面系统地抛出了“颠倒论”，声言要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那顺在大会上介绍说“这就是徐信在锡盟抓的所谓林彪在锡盟的代理人许名扬同志”，严重地干扰了内蒙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证据材料：主卷（二）108—129页；附件一244—247页）
1974年4月7、8两日，区党委先后转发了中央关于“不准任何群众组织冲击区党委、强行调阅档案和尤太忠同志多次接见群众，身体不好，需要休息”的两个电话指示后，郝广德指使原党委办公厅信访处白音太以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起草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报告，随后又起草了一个“尤太忠同志向中央假报情况，诬告群众的声明”，并纠集43名常委、委员修改签名，广为散发，企图达到他们“把尤太忠打不倒也要赶跑的目的。那顺积极参与了串联签名活动。（证据材料：主卷（二）130—168；那顺交代材料305—307；301—312页）
在此期间，那顺还多次窜到内蒙工交、农牧、文化等系统，到处煽风点火蛊惑人心，大讲什么：“内蒙的问题在于北京军区，北京军区搞宗派，把内蒙看成是一块肥肉，九次路线斗争被破坏，十次路线斗争没沾边，捂盖子问题不只是内蒙，而是整个华北，问题就在李德生。王洪文、江青批的乌达（永红小学）体委（二丁）文件，一直没有动。说明有些人想捂盖子，过去除揪出刘少奇、林彪以外，其他走资派都漏掉了，有些落水狗上岸以后咬人咬的厉害，有的甚至被咬死。……我们要当无产阶级的官，做革命派”。“……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不会甘心，一定会与我们作拼死斗争，我们工农兵要主宰运动，我特别希望工人阶级出来代表人物左右内蒙局势，打击敌人走资派的破坏捣乱。”（证据材料：主卷（二）第169—248页）
1976年4月7日晚8时，中央电台广播了“两项决议”和天安门事件后，那顺凭着他的政治嗅觉起草个通知，同时让旗委书记云福祥、旗革委会副主任陈道科签名，责令土右旗文化单位把在街头展出的周总理生平照片摘掉。他在通知中写到：“请你们把在萨拉齐街头挂的关于周总理生平照片马上换下来，因挂的时间比较长了，二是上边有邓小平的像，请马上执行”。并立即派人送达，2个小时后，就把在萨拉齐街头画廊内展出的周总理生平的照片全部摘了下来，影响很坏。
1976年11月，粉碎“四人帮”后，他说“我对叶帅讲的那个“伟大的转折”有看法，叶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证据材料：主卷（一）第86页－88页）
1976年7月，他窜到内蒙“5·7”干校锡盟学员处散布：“你们要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很好批邓，不要以为邓小平打倒了就没有事了，他是个大猴，下边还有很多小猴，不打倒还会咬人。走资派是党内资产阶级里最后一个阶段，如果消灭了，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到来，如果消灭不了，共产主义就成了遥远的了。”（证据材料：主卷（一）第90—94页）
1975年12月，那顺在土右旗讲：“从民主派到走资派，邓小平就是典型的代表。民主派已经成了革命的对象，现在民主派掌权是普遍现象，不解决这个问题，革命就不能前进。”（证据材料：主卷（一）第98—100页）
1976年，“四人帮”在全国煽起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那顺又积极配合，大讲“文化大革命就揪出一个刘少奇，还没戴走资派的帽子，文化大革命本来是揪走资派的，结果一个也没抓住，这次运动是要从上到下抓一批走资派。”（证据材料：主卷（三）第1—3页）
1976年6月7日，那顺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题为“坚持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文章，诬蔑“老干部当初参加革命是‘入股’革命胜利后不仅想坐利分红，而且想世袭下去。他们在共产党员、党的领导者、老革命、有功劳等动听的名义下，把按劳分配变成按权分配，成为暴发户。把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变成统治与被统治、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广大群众丧失主人的地位，新的阶级对立就会出现，走资派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派和主要革命对象。”（证据材料：主卷（三）第4—12页）
1976年10月9日，那顺在正兰旗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贩卖“四人帮”的黑货，扬言“要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专门对付“资产阶级”的苗子。”（证据材料：主卷（三）13—38页）
1976年10月，那顺在锡盟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做了一个“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辅导报告，声言“要和走资派斗”走资派台上有，台下有，我这个22级的干部就要和你12级干部对着干。”（证据材料：主卷（三）第48—55页）
1974年初，他在土右旗将宣传部门的几名同志叫去说什么：“你们是搞宣传的，先给你们通通风，全国要开展大的运动，可能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次运动不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就是两个阶级同归于尽。这次不一定在党委领导下进行，谁能站出来谁领导”。不久，他就擅离职守，窜回呼市，纠集帮派势力，进行篡党夺权活动。（证据材料：主卷（三）第62—66页）
综上所述，那顺巴雅尔的罪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人亦供认不讳。
就那顺巴雅尔在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表现来看，运动初期，那顺巴雅尔从呼盟“四清”回来就被教育厅打成民族分裂主义教育路线的骨干分子。1967年中央支持上海一月夺权斗争贺电发表之后，教育厅各处联合组成“联委”群众组织，对教育厅文革小组进行了夺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权后，那顺巴雅尔被推为“联委”代表驻人委“东联”群众组织当联络员。1967年3月中旬在四方谈判期间中央指示要内蒙各派群众组织增派代表，那顺巴雅尔做为内蒙人委系统“东联”组织（呼三司观点）代表去北京参与谈判，那在此期间实际做了上访接待工作。
冲击军区事件，“510”事件，那顺巴雅尔当时不是联络总部成员，均未参与。1967年6月份内蒙革筹小组正式成立后，那顺巴雅尔做为革筹小组成员被分配了解掌握全区农村牧区基层“文化大革命”情况的任务，那大部分时间在基层。
那顺巴雅尔的主要罪恶是在批林批孔期间秉承“四人帮”的旨意，积极追随“四人帮”重拉队伍另立中心，参与篡党夺权活动，对搞乱内蒙的局势起了很坏的作用。
那顺巴雅尔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批林批孔中犯有一定罪行，被捕后认罪态度较好。我们意见，本着中央第五次全国两案会议纪要确定的‘从宽从缓’方针的精神，对那顺免于起诉，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保留公职，放到基层分配一般工作。”
当否，请批示。
1982年6月5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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